[6]p272 担任总书记后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杜绝各种暗箱操作。
余道士，与主之缌麻同。四、中国传统律学的现代价值 自清末变法修律开始，国人开始抛弃中国传统法律，以传统法律为研究对象的律学随之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以致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几乎闭口不提律学。
当然，商鞅根据变法的需要，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，鞅之变者，牧司连坐之法，二男分异之法，末利怠贫收孥之法。首先，关于律学的起源，大致有三种观点。[55] 其次，中国古代律学家们还总结出了独特的立法方法，对于我国现代的立法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公允地说，律学产生于战国时期，最早的律学家当属李悝。与此同时，以讲求‘成文法条之所谓为内容的律学应运而生了。
[15]胡旭晟、罗昶在试论中国律学传统一文中阐释道：中国古代的法律学术和法律教育，大体上可以通称为‘律学，它以阐明律意、辨析法律规则、解释法律概念和术语以及培养法律人才为基本内容，而以加强用律执法为首要目标。如王肯堂的《笺释》[50]、陆柬的《读律管见》[51](P.362-384)与无名氏所撰的《大明律讲解》[52](P 362-384)《大明律集解附例》[53](P.385-397)等律学作品注重对大明律的条文进行直接解释，抛弃了唐律采用的疏议体裁。怀效锋认为，传统律学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核心——纲常名教，其理论根据主要是儒家的教义，所以，传统律学既释律又尊儒，既宣法又承德，二者紧密结合。
⑥按照这一观点，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主要轨迹似乎呈抛物线状(见图中的虚线C)。⑤不惟如此，律学还是一门超越学术门派的学问，儒、法、道、玄等都牵涉于其中。昱奏上之，其后公府奉以为法。这些歌诀大多收录在民间刊印的一些日用类书中，如徐企龙编的《新刻全补士民备览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》、余象斗编的《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》、徐会瀛编的《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》等等(12)。
(14)这一方面是律学发展的必然结果，另一方面也与明清时期(特别是清代)很多律学作品是由所谓的刀笔吏炮制出来的有很大关系。据《宋会要·选举》记载，宋神宗熙宁六年曾下诏曰：今后科场，除三人及第依旧外，余并试律令大义断案，据等第高下注官。
笔者认为，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试图摆脱经学的依附地位有点言之过早，因为《唐律疏议》中的注释明显带有经学的痕迹。但从汉中期起，儒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，儒家学者或引经注律，或春秋决狱，经学开始主宰律学，并将律学推向了新高度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在学习、消化西方的法律经验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，但却相对忽略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价值，有人甚至片面贬低、否认其价值，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文化不利。[4]张中秋在论传统中国的律学——兼论传统中国法学的难生一文中解释道：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从汉代开始，转变成为一种依据儒家经典对制定法进行讲习、注释的学问，历史上称之为‘律学。
又有对律学的断代性研究，如何勤华的秦汉律学考[6]、唐代律学的创新及其文化价值[7]，张晋藩的清代律学及其转型[8]，俞荣根的唐律学的起源、演进与趋势[9]等等。至少他们的书，是讲权术的政治学，间或略带一点法律哲学，而不是法律学。如前所述，最早的法律歌诀出现在宋代(11)，代表性的歌诀有傅霖的《刑统赋》、刘高夫的《金科玉律总括诗》、无名氏的《金科玉律》，等等[31](P.3429)。其轻狡、越城、博戏、借假不廉、淫侈、踰制以及杂律一篇，又以具律具其加减。
准确地说，北宋时期律学仍在向前发展，只是在南渡以后，律学发展才停滞下来。《盗律》有还赃畀主，《金布律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，科有平庸坐赃事，以为《偿赃律》。
参见王应麟：《困学纪闻》，翁元圻等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513-1514页。众所周知，汉代的律学家一直为汉律的繁苛所苦，《成帝纪》提到，(汉)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[18](P.220)，《盐铁论》评论道：方今律令百有余篇，文章繁，罪名重，郡国用之，疑惑或浅或深，自吏明习者不知其处，而况愚民乎？[19](P.565)汉代的律学家一直面临如何删繁就简、如何使汉律体系化的问题，应劭、鲍昱、陈宠等律学家进行了一系列探索。
在律学发展的早期，经学尚未发展起来，律学主要是由法家学者们发展起来的，故而经学对律学没有什么影响，并且，由于法家在战国时期及秦代风靡一时，儒家受到压制，因此，律学的地位要优于经学。此外，孙奭的《律音义》与《律音义释文》对五刑、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、御宝、县令、官当、自首等700多个字、词、短语作了注释和解析，虽说这些注解主要是对宋以前历代法学研究成果的吸收和重述，但也存在一定的创新。也就是说，其旨趣在于对律文的注释，以期更加准确地适用法律。明清时期甚至出现了律学与经学日渐疏离的现象。[42](P.111)沈之奇还擅长通过分类技术，发现法律中的未尽之处(即法律漏洞)。⑧《宋史·选举志三》云：律学：国初置博士，掌授法律。
自汉代董仲舒等人开创用儒家经典诠释法律以来，直到清末，历代律学家都孜孜于此道。参见吴建璠：清代律学及其终结，载何勤华编：《律学考》，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390页。
[4] 在师棠看来：传统律学专注于对现行的制定法进行解释，不太关心法律背后的价值，不重视研究法律的适用效果、目的等等，带有功利的倾向。同样是对法的功能性研究，却缺乏对法律适用普遍原理的研究，更缺乏对法的适用效果、目的、障碍以及法的价值取向等理论的研究。
因此学者们试图从中国传统律学中发掘一些有价值的东西，以期实现古为今用，推陈出新的目的。[16]沈岚在中国古代律学浅论一文中，对中国古代律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说明，她认为，中国古代律学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：(1)解释法律概念和术语，这是律文注释的基础。
这一界定当然有一定道理，也确实涵括了律学的主要内容，但仍稍嫌狭窄，因为它遗漏了律学的另一重要内容，即律学不只是解释法律的学问，而且是创制律典(即制律)的学问。当时的‘刑名之学与逻辑学的‘形名之学是同步发展的。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对《唐律疏议》进行解析，会发现《唐律疏议》是一个可靠、完全、一致的系统[56]。神宗以后，由于司马光等人的反对，进士考试不再试律义，但宋徽宗崇宁年间又恢复了出官人兼试刑法的制度，并规定试断案者，亦依熙宁式。
参见苏亦工：法学盛衰之辩，载马志冰等编：《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(下册)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476-480页。因此中国传统律学在近年来的复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，是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产物。
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，学者们才开始重视中国传统律学这一古老的法律智慧，研究成果也随之多了起来，但学者们对中国传统律学的评价仍然不高。他们认识到有必要从中华法文化中发掘一些有用的经验，为推动全世界的法治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这一情形大约持续了60年左右的时间，即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，几乎没有人研究中国传统律学。参见陈顾远：《中国法制史》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，第41页。
⑥沈家本的观点比较接近于此，但正如苏亦工所言，沈家本所说的法学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依托的法学，并非价值莫问的狭义律学。我们可以从北宋初期人们即已总结出了例分八字看出这一点。清代私家注律之风更盛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终清之世，光是私家注本就有百余家，计150余种[41](P.453)。而且，在《大清律辑注》中，沈之奇经常运用的解释法律的方法是体系解释方法，突出的是以律注律。
上所欲挤者，因而陷之。[25]第二种观点认为，中国古代律学起源于战国时期，这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。
一种观点认为，律学产生于战国时期，秦代开始衰落，因为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然结束，私家学说被禁止，律学知识为官府所垄断，欲学法令者，以吏为师。人们或许会问：在最近二十余年里，律学研究为什么会复兴？笔者推测，主要原因有二：第一，人们常说，洋为中用，古为今用。
还有学者认为，中国传统律学从来不像西方法学那样关心正义问题，因此，在立论上要低于西方法学。古代律学家们发明了许多创制律典的方法，其中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例分八字方法、比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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